本届大赛由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主办，Credamo见数联合主办，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昭通市小组、昭通市商务局协办，华东师范大学亚欧商学院承办本次全国总决赛。作为全国商科实践教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CMAU全国大学生市场研究与商业策划大赛始终坚持以真实问题牵引人才培养，以真实产业需求推动教学创新，引导青年学生在市场研究、消费者洞察、商业策划与方案落地中提升综合能力。

现场，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汪涛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大赛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赛事规模与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515所高校，共有33734名学生报名参赛，40余家合作企业提供选题，累计收到有效参赛作品2349份，最终126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答辩。他指出，CMAU市策大赛自创办以来始终坚守科学性、公益性和融合性原则，坚持全程零报名费，持续开展公益培训，推动商科教育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大赛不仅是学生专业能力展示的平台，更是高校教学改革、企业真实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连接机制。

“相较于往届，今年的赛事进一步升级：一是首次增设省级奖项认定，加强了区域间的交流，二是首次和一座城市合作，既为云南省昭通市破解了产业发展课题，又为青年才俊学以致用提供了实践历练。”他介绍，五年来大赛坚守“老师教到点上、学生学在心上、企业用在事上”的核心目标，构建“真问题—好方案—实效果”的完整实践闭环，以赛事真实案例、真实数据反哺高校商科教学改革，精准补齐学生实践能力短板。“当前，数字技术迭代加速、新消费格局持续重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落地，离不开高素质商科人才的坚实智力支撑。他希望，对商科感兴趣的学生能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和思维方式，保持对市场的敏感和洞察，同时肩负为社会创造价值、提升社会福利的使命感以及遵循商业活动开展的伦理规范，为中国商科学科发展注入青年力量。”

作为本届赛事的冠名方，云南省昭通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昭通市小组组长葛钧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大赛以昭通特色产业和发展需求为重要命题方向，充分体现了沪滇协作、产教融合和青年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昭通正加快推进高原特色农业、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品牌优势转化。大赛让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以专业知识聚焦昭通苹果、天麻、青花椒等特色产业，以及硅铝磷等重点产业集群建设，为地方产业升级、品牌塑造和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与活力。他表示，昭通将持续深化与高校、企业及赛事平台的协同合作，推动优秀成果转化落地，让更多青年人才读懂昭通、关注昭通、助力昭通。

“昭通低纬度、高海拔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许多‘天灵地宝’的绿色产品，昭通只是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云南省昭通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薛海波表示，“本次赛事我们带来了昭通当地六大特色产业以及老字号品牌和小特品牌企业参与命题，以‘真实场景’、‘真实问题’，邀请全国大学生拿出实实在在的见解。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大赛优秀成果转化落地、赋能产业，以期实现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达到多方共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家级赛事平台，以赛强宣、以赛增智、以赛引才、以赛招商，让更多人看到昭通、关注昭通、向往昭通，来共同助力昭通产业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亚欧商学院院长（中方），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何佳讯代表承办单位致辞。他表示，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不断深化，新时代商科教育不能局限于单纯知识传授，要依托真实场景、围绕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亚欧商学院自 2021年提出“科技商学”理念以来，持续推动科技、商业与产业教育融合，本次承办全国总决赛正是学院产教融合、实践育人理念的集中展现，赛事依托企业课题与产业需求，让学生在实战中锤炼专业本领，理解商业、科技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联合主办方代表、Credamo见数创始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大赛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姚凯在致辞中表示，CMAU市策大赛走到第五年，已经累计支持十余万名师生参与赛事训练。大赛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方式，将产业需求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商业思维能力。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变革，商科教育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产业实践正是检验学生学习力、创新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场域。

作为企业代表，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琴也在致辞中表示，美加净作为深耕口腔护理领域的百年企业，希望通过大赛与高校青年学子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老字号品牌的发展离不开青年消费者洞察与创新表达，也需要在真实案例中与高校人才培养形成良性互动。她期待参赛学生能够围绕真实企业命题，提出具有实践价值和落地潜力的方案，让青年智慧赋能老字号品牌焕新与产业发展。

本届开幕式由CMAU市策大赛承办方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亚欧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吴漪主持。她表示，市场研究与商业策划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方法的掌握，更在于能否走向真实市场、真实产业和真实场景。本届大赛以“昭通杯”为名，围绕昭通特色产业及多领域企业真实需求展开命题，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从课堂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产业、从方案走向价值创造的重要平台。

随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活动委员会副主任、大赛执委会副主任费鸿萍对总决赛答辩流程、评分标准、奖项设置及相关规则进行了说明。本届总决赛采用100分制，评分由市场研究报告、商业策划方案和答辩表现三部分构成，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研究设计的科学性、数据质量的可靠性、结论洞察的深度、方案落地的可行性，以及团队表达、协作和应变能力。

开幕式最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CEO、大赛执行委员会主任景奉杰宣布，“昭通杯”第五届CMAU全国大学生市场研究与商业策划大赛全国总决赛正式开启。这一宣布标志着本届大赛由前期校级选拔、分赛区角逐全面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竞技阶段，也意味着来自全国高校的卓越团队将在真实产业命题中展开集中展示与专业比拼。

随后，参赛团队分组进入答辩环节。根据赛程安排，总决赛答辩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阶段进行，各团队围绕企业真实命题展开方案陈述，并接受评委专家现场提问。参赛作品涵盖数字化服务、科技应用、区域特色农产品、日化和消费品等多元领域，充分展现了青年学生运用市场研究方法识别问题、分析数据、洞察用户、提出策略的综合能力。赛场上，同学们以严谨的调研、清晰的逻辑、创新的表达和协作的精神，呈现了一批兼具专业性、实践性与创造力的商业策划成果。

随后举办闭幕式，全国总决赛承办单位代表何佳讯院长在致辞中向所有参赛队伍表示祝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评委、指导教师和赛事组织团队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的意义不止于名次与结果，更在于同学们能否通过真实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把课堂知识转化为服务企业、服务产业、服务社会的实际成果。他以管理学经典著作《为成果而管理》勉励青年学生，真正关注方案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创新、突破和改变，从追求成绩的优秀，走向创造实际成果的卓越。

回望本届赛事征程，全国四大分赛区各有特色、精彩纷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北部哈尔滨商业大学立足东北商贸底蕴，深耕区域流通经济研究；西部西北工业大学依托工科优势，聚焦西北特色产业创新；南部广西财经学院立足面向东盟的前沿区位，深耕跨境经贸与区域营销；东部山东工商学院紧扣沿海产业优势，聚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全国各地参赛团队深度扎根区域产业实景，从行业摸排、数据分析、痛点挖掘到商业模式设计、落地路径规划，打磨出大量兼具理论严谨性与现实落地性的优质方案。

此外，闭幕式上还同步表彰了赛事合作伙伴。云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大关县琦鑫农产品生产有限公司、昭通张蝴蚕丝制品有限公司、广西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理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昭通菊满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昭通月中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加坡MOZI国际科技集团、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Credamo 见数、彝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善县善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获得“最佳战略合作伙伴奖”。

景奉杰教授在大赛总结致辞中向所有获奖团队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评委专家、承办院校、分赛区承办单位、合作城市、合作企业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指出，奖杯、证书和奖金是对同学们努力的认可，但比赛更深层的价值，在于青年学生通过备赛和参赛，学会如何面对真实商业问题，如何开展市场调研、分析数据、制定策略、回应客户、理解竞争并开展团队协作。这些经验和能力将伴随同学们未来的学习、工作和人生发展。他希望CMAU市策大赛能够在青年学生心中播下创新、创业、创造的火种，激励大家在未来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五届积淀，赛事平台不断成长；多方协同，育人价值持续彰显。面向未来，CMAU市策大赛组委会表示，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价值导向，进一步推动高校、行业、企业与区域产业深度联动，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把专业学习融入产业现场，把市场研究写在真实大地上，把商业策划落到发展实践中，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贡献青春智慧与创新力量。

波黑民政部长助理尤里卡·阿拉波维奇(Jurica Arapović)则关注到了社区养老背后的社会价值。“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十分重要，不仅能够激发创造力，也有助于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他说，这里的老人充满活力，彼此关爱，也乐于参与社区事务。这种模式值得更多社区借鉴，为老年人创造更多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机会。(完)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5.2%，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08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15.8%，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9.2%，加工工业价格上涨2.3%。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18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8%，衣着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均下降1.0%，耐用消费品价格持平。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长期以来，由于现存稻属中不存在二倍体DD物种，科学界主要依赖异源四倍体中的DD亚基因组开展研究。此前，研究人员对EE与DD基因组分化时间和亲缘关系的认识仍存在争议。同时，受复杂重复区域限制，已有澳洲野生稻基因组研究均未达到完整无缺口水平，着丝粒、端粒等关键区域信息缺失，制约了对其演化机制的深入认识。

不过，要想打造适合大多数鱼虾生长的养殖环境，还要跨过盐碱地治理这一关。当地通过种植水草、添加微生物和淡水等方式，对养殖塘进行降盐、脱碱，将水体的pH值降至适合鱼虾生长的7.5至8.5。同时，在丰水期，将附近玉龙喀什河的河水引入养殖塘，日常养殖中只给池塘加水而不换水，通过水草和微生物的循环净化，构建了良性生态系统。